再論檔案治理兼與金波、晏秦商榷

作者:未知

  摘  要:國家治理視域下的檔案治理是檔案行政管理活動在治理理論指導下的優化升級。本文旨在分析檔案管理與檔案治理的關聯,明確二者的區別和聯系,在此基礎上否定檔案管理走向檔案治理的合理性,提出從檔案行政管理到檔案治理。同時,提出檔案治理的實現路徑,首先須構建檔案治理體制機制,其次要依法進行檔案治理,最后檔案治理須走向標準化。
  關鍵詞:檔案管理 檔案行政管理 檔案治理
  Abstract: Archives govern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tional governance is the optimization and upgrading of Archives administration activities under the guidance of governance theory. This paper aims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rchives management and Archives governance, make clear the distinction and connection between them, on this foundation negates the rationality that transformation from Archives management to Archives governance, put forward from Archives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to Archives governance. At the same time, put forward the realization path of Archives governance, firstly, should build Archives governance system mechanism, secondly, Archives governance should b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finally Archives governance should be standardization.
  Keywords: Archives Management; Archives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Archives Governance
  1 前言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西方學術界,特別是在經濟學、政治學和管理學領域,“治理”一詞十分流行[1]。世界銀行首次使用了治理(Governance)一詞,之后“治理”一詞便出現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聯合國開發署(UNDP)、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等國際組織機構的報告中。1992年聯合國全球治理委員會成立,委員會將“治理”定義為是個人和制度、公共和私營部門管理其共同事務的各種方法的綜合。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2]。2016年國家檔案局印發《全國檔案事業發展“十三五”規劃綱要》(以下簡稱《綱要》)提出“加快完成檔案治理體系,提升檔案治理能力,為奪取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階段的偉大勝利作出積極貢獻”[3]。
  檔案治理相關問題研究主題主要集中在“檔案治理”概念、內涵與功能、理論框架、比較研究等方面,并形成了以金波、晏秦、劉東斌、陳忠海、常大偉等為核心的學人研究圈。然而,檔案學界對“檔案治理”概念內涵尚未達成共識,眾說紛紜,需要探討“檔案治理”概念界定的合理性,并對“檔案治理”概念內涵作出反思,重論檔案管理與檔案治理的關系,明確兩者在管理理念、主體、對象、工具、目標等方面的區別與聯系。
  2 檔案治理概念辨析
  2.1 檔案治理概念的追溯。從現有文獻看,俞可平教授是我國較早研究治理理論的學者,于1999年提出“治理”概念定義,“治理是指在一個既定范圍內運用權威維持秩序,滿足公眾的需要,治理的目的是在各種不同的制度關系中運用權力去引導,控制和規范公民的各種活動,以最大限度地增進公共利益。”[4]
  “檔案治理”一詞由檔案業務部門率先提出,2014年國家檔案局檔案館(室)司將推進檔案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年度的工作重點,[5]2016年“檔案治理”一詞正式出現在國家檔案局印發的《全國檔案事業發展“十三五”規劃綱要》中。然而,此階段提出的“檔案治理”并非一個學術概念,而是檔案業務部門基于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時代背景和檔情而提出的。在檔案學界,2014年劉學圃在其《檔案事業治理模式》論文中提出監控、督導和規約的檔案事業治理的模式,但文中并未對“檔案治理”概念進行定義。從現有文獻看,晏秦是較早對“檔案治理”概念進行定義的學者,2017年在其論文《論檔案治理的內涵、特征和功能》中提出了“檔案治理”的概念,他認為從檔案作為公共治理功能發揮的場域來定義檔案治理,是對檔案事務的治理,與檔案管理相對。
  2.2 檔案治理概念界定方法。目前學者定義“檔案治理”概念的方式主要有概念組配法和發生定義法兩種。
  2.2.1 概念組配法。用概念組配法對“檔案治理”進行定義時所選用的主題詞是“檔案”“治理”,組合而成的“檔案+治理”即是指立足檔案視角,將治理理論的核心內涵融入到檔案領域中,使得“檔案治理”概念既具檔案領域的特色,又符合“治理”的核心特征。晏秦、常大偉和祝哲淇等學者采用概念組配法對“檔案治理”概念進行界定。晏秦認為“檔案治理”是“檔案部門、社會組織和公民等多個主體協同合作,基于一定的行動規則,共同對檔案事務進行科學、規范管理,實現檔案領域善治的活動和過程。”[6]祝哲淇根據治理理論的特征將“檔案治理”定義為:“檔案治理是各機關、團體、企業、事業單位、組織和個人基于特定的行動規則,在表述各自訴求的基礎上,對公共檔案事務進行科學規范的管理,并協調各方利益,達成善治、形成檔案領域良好業界生態的過程。”[7]常大偉根據治理理論的核心內涵將檔案治理定義為“檔案治理是在黨政機構的領導支持下,由檔案行政機關主導,各級各類檔案機構、社會組織或個人參與,通過一定的制度安排進行合作互動,共同促進檔案事業發展和提升檔案工作服務社會發展大局能力的過程,是國家治理的有機組成部分。”[8]   在概念組配定義法中,“檔案”是“治理”的限定詞,即由“治理”大概念推出“檔案治理”小概念,所以“檔案治理”的概念特征應與“治理”的概念特征相符。“治理”與“統治”最主要的區別之一是參與主體多元化,盡管以上三位學者“檔案治理”概念表述方式有所不同,但都同時表達一個主題,“檔案治理”是多元主體共同參與檔案事務管理的過程。
  2.2.2 發生定義法。發生定義法是以某一概念為基礎去定義另一概念。用發生定義法去解析“檔案治理”主要有“從檔案管理到檔案治理”“從檔案行政管理到檔案治理”兩種提法。金波和晏秦提出“檔案管理是檔案治理的基礎,檔案治理是對檔案管理的繼承和發展,從檔案管理走向檔案治理”。[9]陳忠海、宋晶晶認為檔案治理是對傳統檔案事業管理方式的繼承和發展。[10]劉東斌認為:“檔案治理是對檔案行政管理的治理,也就是檔案行政管理要轉變職能,跟隨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步伐,走向檔案治理現代化。”[11]
  2.3 檔案治理概念內涵的反思。目前學界對“檔案治理”概念內涵界定,大部分是采用“檔案+治理”的概念組配方式,將治理理論的核心內涵融入檔案領域。晏秦認為檔案治理的主體是檔案部門、社會組織、公民,治理的對象是檔案事務,治理的工具是一定的行動規則,治理內容是對檔案事務進行科學、規范管理,治理的目標是實現檔案領域的善治,在這定義中對于檔案治理工具和內容的描述過于簡單、寬泛。祝哲淇按照《檔案法》中的規定將檔案治理的主體定為:各機關、團體、企業、事業單位、組織和個人,需指出的是其引用的《檔案法》第七條規定中的“機關、團體、企業事業單位和其它組織的檔案機構或者檔案工作人員,負責保管本單位的檔案,并對所屬機構的檔案工作實行監督和指導”通常是指機構檔案室,所以祝哲淇認為檔案治理的主體是檔案室和檔案工作人員,這顯然是縮小了檔案治理主體的范圍;常大偉認為檔案治理的主體是檔案行政管理機關、各級各類檔案機構、社會組織或個人,各級各類檔案機構實則是各級各類檔案館,在這定義中又排除了機構檔案室這一治理主體。
  用概念組配法雖能凸顯治理的特征和效用,但也易導致過于貼合治理框架的要素定義,對治理定義進行形而上學的替換現象,且未能立足檔案視角,探討以檔案為核心的治理內涵,致使檔案領域本身的特色模糊化。因此,利用概念組配法對“檔案治理”進行界定時應立足檔案視角,參考治理構成要素的基礎上,從檔案要素出發,設定合理有效的檔案治理構成要素。
  現有文獻中使用發生定義法定義“檔案治理”概念時,通常把“檔案管理”“檔案事業管理”與“檔案治理”視為是同一維度不同程度的概念。例如金波、晏秦認為:“檔案治理是以檔案管理為基礎,是對檔案管理的繼承和發展。”[12]陳忠海、宋晶晶認為檔案治理是對傳統檔案事業管理的繼承和發展,[13]所以對“檔案治理”進行界定時應注意厘清檔案管理、檔案行政管理、檔案事業管理、檔案治理等概念的內涵和外延,明確它們之間的區別和聯系。用發生法定義對“檔案治理”進行界定,其優點在于用既定已知概念解釋未知不確定概念,化抽象為具象;這一過程中探索和發現已知概念與未知概念的實際關聯至關重要,一旦錯誤地認知兩個概念之間的本質聯系,將會直接導致對未知概念界定的偏差。所以用發生定義法界定“檔案治理”概念時,需界定相關概念的核心內涵,明晰概念之間的關系,以此明確從什么走向什么的問題。當前,國內學者在使用發生定義法闡釋“檔案治理”時,因對已知概念和未知概念關系把握不清晰,導致發生定義的走向出現偏差,“檔案治理”內涵的準確性和科學性還需要反復推敲。
  鑒于此,筆者認為對“檔案治理”概念進行界定,概念組配法和發生定義法雖各有所長,但從科學性和可操作性上考量,概念組配法更為適宜。
  3 國家治理視域下的檔案治理概念內涵
  基于以上對“檔案治理”概念反思的基礎上,文章選取組配法來闡釋“檔案治理”概念的內涵,且本研究探討的檔案治理是基于國家治理視域下的,是貼合我國國情需要的。
  3.1 檔案治理概念要素分析。檔案治理概念是國家治理概念框架的組成部分[14],對檔案治理概念的界定理應回歸國家治理視域。國家治理是指政府組織和(或)民間組織在一個既定范圍內運用公共權威管理社會政治事務,維護社會公共秩序,滿足公眾需要。[15]國家治理是一種政治行為,其立足點和特色在于行政性,因此,國家治理視域下的檔案治理也具備一定的行政性。
  基于對“檔案治理”概念界定的反思,筆者擬采用概念組配法對“檔案治理”概念進行重新界定。結合“治理”理論的核心特征,立足檔案視角,明晰“檔案治理”的構成要素與特點,在融入治理理論核心內涵的基礎上,結合現有學者對檔案治理概念的研究,提出“檔案治理”概念并認為檔案治理要素包括治理主體、治理對象、治理目標、治理工具、治理機制、治理內容、治理權力、治理本質等8個方面。
  3.2國家治理視域下的檔案治理概念定義。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認為國家治理視域下的檔案治理是一種多元主體共同參與的宏觀檔案行政管理活動,側重于體制機制、法規標準的制定,統籌協調各參與主體的利益。檔案治理的主體除檔案行政部門外,還包括社會組織、個人及其它組織,以檔案行政部門為主導,社會組織、個人及其它組織作為重要的合作參與者,檔案治理主體呈現多元主體協同治理;多元主體共治的對象是各種檔案事務;檔案治理的目標是最大限度滿足公眾與社會需要,實現各參與主體的利益最大化,促進檔案行政管理實現高效化,檔案事業發展達到最佳狀態;檔案治理工具除依法治理外,還包括各種檔案規章制度,標準規劃,使檔案治理依法、遵循規章制度與標準進行治理;未來檔案治理的體制機制向法治化、標準化、多元主體合作互動方向發展;檔案治理的內容是協調各治理主體利益,實現利益最大化,統籌規劃全國檔案事業、統籌協調各檔案組織、執行國家檔案法律法規規章、制定規章制度、對檔案工作進行監督指導;各多元主體的檔案治理權利可以是自上而下的行政權利,但各檔案參與主體之間的權利更多的是平行的,檔案權利權威可以是強制性的,但更多的是各參與主體之間的協商;國家治理視域下的檔案治理實質上是一項宏觀的檔案行政管理活動,是一項頂層設計活動,統籌協調各主體之間的利益,與多元主體共同制定相關的規章制度、標準規范、體制機制等,即檔案治理的范疇不涉及具體的檔案業務操作,只在宏觀層面上指導、把控具體檔案業務操作。   綜上,本研究將“檔案治理”定義為:“檔案行政機關為主導、檔案館(室)、社會組織、個人共同參與,基于法律法規制度進行合作互動,協調各方利益,共同對檔案事務進行統籌規劃、組織協調、統一制度、監督指導,以達到各方利益最大化、滿足公眾需求,促進檔案事業發展。”
  4 檔案管理與檔案治理關系分析
  4.1 檔案管理與檔案治理的區別。檔案管理與檔案治理在管理理念、主體、對象、內容、工具、本質等方面都存在差異,換言之,這兩者的內涵、外延與本質都不同,兩者不屬于同一緯度不同發展階段的關系。
  《中國大百科全書·圖書館學·情報學·檔案學》一書中將“檔案管理”定義為:“檔案管理是檔案館(室)直接對檔案實體和檔案信息進行管理并提供利用服務的各項業務工作的總稱,也是國家檔案事業最基本的組成部分。包括:檔案收集、檔案整理、檔案價值鑒定、檔案保管、檔案編目、檔案檢索、檔案統計、檔案編研、檔案提供利用。”[16]馮惠玲、張輯哲認為檔案管理工作是指:“用科學的原則和方法管理檔案,為黨和國家各項事業服務的工作,基本內容包括:檔案的接收與征集、整理、鑒定、保管、編目與檢索、編輯與研究、統計和利用服務。”[17]通過分析“檔案管理”概念可知,檔案管理的本質是對檔案業務的管理,如檔案的收集、整理、保管、鑒定、利用等,屬于微觀業務層面,檔案管理的對象是檔案,檔案管理的主體是檔案館(室),所要解決的基本矛盾是檔案的分散、凌亂、雜質、量大、孤本等狀況與社會利用檔案要求集中、系統、優質、專指、廣泛之間的矛盾。[18]
  2019年《檔案學研究》第1期上發表了金波、晏秦的《從檔案管理走向檔案治理》(以下簡稱《金文》)一文,《金文》認為檔案管理是檔案治理的基礎,文中將“檔案管理”定義為對檔案事業進行管理,將“檔案管理”的概念等同于“檔案事業管理”的概念,文中引用《中國大百科全書·圖書館學·情報學·檔案學》中的檔案事業管理定義:“檔案部門對國家或地區檔案事業實行有組織有計劃的領導或監督、指導、并協調其內部關系和外部關系的工作”。[19]由此可知,檔案事業管理的主體是檔案部門,對象是國家或地區檔案事業,內容是領導、指導、協調檔案工作。
  顯而易見,《金文》中偷換了概念,用“檔案事業管理”的定義代替了“檔案管理”的定義,事實上“檔案事業管理”與“檔案管理”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兩者在管理主體、對象、內容上存在著極大的不同。《金文》縮小了“檔案事業管理”概念的范疇,檔案管理是檔案事業的組成部分,即檔案事業管理包含檔案管理,《金文》中偷換概念,用“檔案事業管理”概念代替“檔案管理”概念毫無疑問是不妥當的。《金文》的主要內容是論證檔案管理與檔案治理的關系,分析“從檔案管理走向檔案治理”的動因及途徑,但文中一開始并未對“檔案管理”這一概念做一個權威和準確的解釋,而是用“檔案事業管理”的概念替代“檔案管理”的概念,實則是在探討“從檔案事業管理走向檔案治理”這是《金文》存在的不妥處之一;其二是《金文》沒有厘清“檔案管理”與“檔案治理”的關系,其文認為:“檔案治理是以檔案管理為基礎,是對檔案管理的繼承與發展”這等于認可了檔案管理是檔案治理的組成部分,隨后其文又提出“從檔案管理走向檔案治理”,這又意味著檔案管理與檔案治理是處于不同層面的,前后存在矛盾。
  通過以上對“檔案管理”概念的分析可知,檔案管理屬于業務層面,而檔案治理屬于宏觀層面,這是兩個不同層面上的概念,即這兩者不具備發展關系。“檔案管理走向檔案治理”,換言之檔案治理是檔案管理的高級發展階段,是一個層面不同層次的概念,檔案治理可以替代檔案管理,這顯然是不成立的,檔案管理是業務層面,面向基礎的檔案工作,無論時代與技術如何發展,檔案管理業務將永遠存在,不可被替代,不可被兼并。
  與“檔案管理”“檔案事業管理”“檔案治理”相近的詞還有“檔案行政管理”,以上已論證“從檔案管理走向檔案治理”這一命題不成立,本文將對“從檔案行政管理走向檔案治理”這一命題是否成立進行論證。王英瑋認為:“檔案行政是以國家各項建設事業的需要為目標,對全國以及地方的檔案工作進行統籌規劃、組織協調、統一制度、監督指導的活動。從宏觀上、整體上管理國家檔案事務,不斷調節檔案事業系統的內部關系和外部關系,促進檔案事業的發展,為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服務。”[20]由此可知,檔案行政管理的對象是檔案事務,管理的內容是對檔案事業進行統籌規劃、組織協調、行政監督、業務指導、提高檔案行政效率,檔案行政管理的目標是提高檔案行政效率,開發國家檔案信息資源、促進檔案事業發展,檔案行政管理的主體是檔案行政管理部門,檔案行政管理的范圍是檔案行政管理部門權利所及的范圍。
  對“檔案行政管理”與“檔案治理”的概念在管理對象、主體、目標、內容等方面進行比較分析后發現“檔案行政管理”與“檔案治理”是同一層面的概念,是同一層面不同發展階段的事物。此外,在國家治理視域下,檔案行政管理理應順勢走向檔案治理,成為國家治理體系的一部分,即“從檔案行政管理走向檔案治理”命題是成立的。
  通過以上分析可知,“檔案管理”與“檔案治理”屬于正向平行的關系,并非替代、繼承和發展的關系,兩者之間存在很大的差別。
  在管理理念上,檔案管理是以部門為導向的管理理念,從館藏資源角度來說,檔案館(室)管理的是產生于各部門的檔案,從業務流程角度來說,檔案館(室)進行的是此地此物的一元管理,而檔案治理的管理理念是多元主體協同管理,除檔案部門外,社會組織、個人合作互動,共同管理檔案事務,同時注重協調各方利益,使之實現效益最大化;在主體上,檔案管理的主體是檔案館(室),具有單一性,檔案治理的主體是檔案部門與社會組織和個人的多元共治,各權利主體之間地位平等;在管理對象上,檔案管理的對象是檔案,而檔案治理的對象是檔案事務,《金文》中因其沒有正確理解“檔案管理”概念,所以誤認為檔案管理的對象是檔案事務;在管理內容上,檔案管理內容是檔案業務,如檔案的收集、整理、保管、鑒定、利用等,檔案治理的內容是協調各方利益、對全國以及地方的檔案工作進行統籌規劃、組織協調、統一制度、監督指導;在管理工具上,檔案館(室)依據相關的標準規范進行檔案業務的管理,檔案治理的工具是法律、法規制度,依法進行檔案事務的管理;在管理目標上,檔案管理最終目的是提供檔案信息,為社會服務,檔案治理的目標是協調各方利益,使之實現利益最大化,提高檔案行政效率,促進檔案事業發展;在本質上,檔案管理實質上是一項管理性、服務性、業務性的工作,檔案治理本質上是一項多元主體共同參與的宏觀檔案行政管理活動,強調多元主體共治,協調各方權利、責任、義務和利益。檔案管理與檔案治理的區別簡要歸納如表1所示。   表1 檔案管理與檔案治理的區別
  4.2 檔案管理與檔案治理的聯系。檔案管理與檔案治理兩者之間的區別決定了檔案治理無法取代檔案管理,無法將其兼并,在檔案事業發展過程中檔案管理與檔案治理同時并存,齊頭并進。雖然檔案管理與檔案治理是兩個不同的事物,但兩者都是檔案事業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前者側重業務流的實踐活動,后者側重政策制度層的指導與規范。在推動國家檔案事業發展創新,提升檔案理論與實踐能力的目標框架內,兩者之間存在著正向的協同合作關系,即這兩者之間相互影響,相互促進,互相協調合作,主要表現在,首先,檔案治理作為宏觀層面對檔案業務管理如檔案收集、整理、保管、鑒定、利用等方面具有指導、監督、規范作用;其次,在檔案管理中檔案館(室)收集檔案資源結構多樣化會促進更多多元主體參與到檔案事務治理中,檔案業務管理水平的提高對檔案治理效率的提升具有促進作用,兩者之間互相協同,共同發展。
  檔案管理與檔案治理既存在區別,同時也存在聯系。在國家治理視域下,兩者存在正相關的協同合作關系,為更好地促進兩者的相互協同,要搭建兩者之間的有效協同發展機制,進行合作互動,共同發揮作用,促進檔案事業向前發展。
  首先,檔案治理的多元主體參與有助于促進檔案收集的多樣性,豐富館藏資源,改變館藏資源結構,擴充檔案服務資源,滿足更多主體的需要,實現各參與主體利益最大化;反之,檔案資源收集和管理工作的多樣性有助于吸引更多主體參與檔案事務管理,以往的檔案管理被認為是一項為官方敘事記錄服務的管理性活動,其主要原因是因為檔案館收集的主要是官方組織機構的檔案,與社會民眾或其它社會組織相關的檔案較少,收集與社會組織、個人相關的檔案可吸引更多的主體參與檔案事務管理;其次,檔案治理依法進行,各參與主體依法進行檔案事務的管理,同時也有利于促進檔案管理的法治化;再次,檔案治理在宏觀上對檔案工作進行統籌規劃、統一制度為檔案管理制定管理標準,促進檔案管理的科學化和規范化;最后,檔案業務管理水平的提高促進檔案治理效率的提升。
  5 檔案治理的實現路徑
  檔案治理是檔案行政管理的新發展階段,實現從檔案行政管理走向檔案治理,首先要構建法治化、標準化、多元主體共同參與的檔案治理體制機制;其次,檔案治理要法治化,依法進行;最后,檔案治理要規范化、程序化和合理化進行,需要對檔案治理進行標準化建設。
  檔案管理體制是指一個國家檔案工作的組織制度、包括各級各類檔案行政、業務機構的設置及其隸屬關系、職權定位和組織管理方式等的總和。[21]檔案管理體制是檔案事業發展的基本保障,是實現檔案事業現代化的關鍵。在國家治理現代化背景下檔案治理體制的發展方向是:檔案治理朝多元協同、法治化、標準化方向發現發展。
  5.1 體制機制層。多元主體合作、互動是檔案行政管理與檔案治理最主要的區別之一,檔案治理是檔案部門、社會組織、個人等共同參與、相互合作、共同協商的一種檔案事務管理模式。多元主體合作下,檔案行政機關為主導者和執行者,統籌全局、進行頂層設置,完善體制機制、開展制度建設,不斷創新檔案治理方法,完善檔案治理體系;社會組織、個人和其它機構作為檔案治理的重要參與者,建立健全檔案社會組織體系,發揮檔案學會等社會組織在制定標準、規范、參與決策等檔案事務管理中的作用;發揮個人在檔案志愿服務、檔案政策、制度決策、監督中的作用。各多元主體各司其職、各盡其責,共同促進檔案治理走向現代化。法治化的檔案治理體制構建,需要構建和完善檔案法律法規體系,樹立法治思維,提高法治意識,加強檔案行政執法。標準化的檔案治理體制構建,首先提高治理標準化意識;其次,推進檔案治理標準化在法治框架內進行;最后,提升標準化制定者的專業素質,從而提升檔案治理標準化的科學化、合理化、程序化等。
  5.2 法規制度層。《全國檔案事業發展“十三五”規劃綱要》提出“十三五”發展目標是:“實現檔案治理法制化。形成較為完整的檔案法規標準、高效的檔案法治實施,嚴密的檔案法治監督,有力的檔案法治保障的檔案法治體系,檔案法治治理能力和水平顯著提高。”以往的檔案行政管理主要以行政命令的方式進行檔案事務的管理,從檔案行政管理走向檔案治理需從行政命令的方式轉為以法治方式進行檔案事務的管理,使檔案治理在法治框架內進行,用法律去解決檔案治理過程中出現的問題,檔案治理的法治化是推進檔案治理現代化的根本保障。推進檔案治理法治化,一方面加強建立健全檔案法律法規體系,使檔案治理有法可依;一是各參與主體應樹立法治思維,善用法治方式治理檔案;二是在法律層面上明確各治理主體的地位、權利和義務、明確多元主體參與檔案事務治理的方式,確保民主參與和監督通道順暢;三是構建檔案行政權利和責任清單并對其進行公開,讓社會對其進行監督。另一方面要加強檔案行政執法監督,一是對檔案行政執法主體的執法行為進行監察與督促,對其不合法性進行糾正,確保檔案法律法規的有效執行,二是對社會第三方在檔案行業的準入和經營活動加強管控,完善立法,加強監督,使第三方參與主體在合法合規之下進行各項檔案活動。
  5.3 標準規范層。檔案治理現代化,與檔案治理標準化密切相關,檔案治理標準化水平一定程度上反映檔案治理的水平,標準化對實現檔案治理現代化具有重要的作用。第一,標準化為現代檔案治理確立規范,促進檔案治理制度化;第二,標準化為現代檔案治理確立目標;第三,標準化為檔案治理的合理化提供依據,提升檔案治理的效益;第四,標準化為評估檔案治理現代化提供量化指標,促進檔案治理的改善。
  當前我國檔案治理還未形成統一的標準。為推進檔案治理標準化建設,其一,應協同各利益主體參與行業標準制定,轉變由檔案行政主管部門全權負責制定標準的局面,使檔案行業標準體現各參與主體的意志,提升檔案治理的協同能力,明確參與標準制定的程序、方式,確保參與和溝通渠道的暢通。其二,制定檔案治理能力評估標準,檔案治理能力關乎檔案治理現代化的實現,對其能力的評估需有規范化、標準化的衡量指標,促進檔案治理的改善。其三,提高制定檔案治理標準者的專業素質和道德素質,從而提高檔案治理標準體系的科學化和專業化程度,增強檔案治理標準的權威性和公信力。其四,嚴格執行檔案治理標準,充分發揮檔案治理標準化的效用。其五,加快檔案治理標準化的法制化進程,把檔案法治化建設納入法制的軌道。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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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信息資源管理學院 來稿日期:2019-10-21)
轉載注明來源:http://www.psfop.com/4/view-1513866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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