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論新加坡城市治理的特色與中國借鑒

作者:未知

  [摘 要]經過改革開放四十年的發展,中國城市化水平不斷提高,同時也面臨一系列城市治理難題。新加坡是全球著名的“花園城市”,其城市治理主體多元化,治理方式法治化、社會化、信息化,在城市規劃、社區治理、環境治理、食品安全治理、住房制度等方面形成了鮮明的特色。以新加坡城市治理的特色為借鑒,中國城市治理需要更新理念,以服務型政府建設推進城市治理信息化、法治化、社會化,重視公眾參與,重視城市規劃、環境治理、社區建設,關注公共住房制度改革。
  [關鍵詞]新加坡城市治理;特色;中國城市治理
  [中圖分類號]F291.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8372(2019)04-0013-07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ingapore’s urban governance and China’s reference
  TAO Lin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211100, China)
  Abstract:After 40 years reforming and opening up, Chinese urbanization level is constantly improving, but still facing a series of urban governance problems. Singapore is a world-renowned “garden city” with diverse urban governance subjects and law-based, socialized and information-based governance. It has formed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in urban planning, community governance,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food safety governance, housing system and so on. Taking Singapore’s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 governance as reference, China’s urban governance  needs to update its concept, promote the informationization, the rule of law and the socialization of urban governance by building a service-oriented government, attach importance to public participation, urban planning,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nd community construction,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reform of the public housing system.
  Key words:urban governance in Singapore; characteristics; urban governance in China
  一、引言
  2019年是中國新加坡建交29周年,中國領導人從鄧小平到習近平,都強調學習新加坡的發展經驗。2015年習近平總書記在訪問新加坡國立大學發表演講時強調,“新加坡的發展成就不僅給本國人民帶來了福祉,也對亞洲其他國家的發展富有啟迪。”中國經過改革開放四十年的發展,城市化水平不斷提高,根據國家統計局最新統計,2018年我國的城市化水平是59.58%,城鎮常住人口為83137萬人。中國城市治理體制經歷了從改革開放之前的單位制、街居制,到改革開放后的社區建設,從社會管理到社會治理的重大轉變。隨著城市化的發展,中國的城市化也面臨一系列城市治理難題,如交通擁堵、流動人口管理困難、看病難看病貴、天價學區房、食品安全問題頻發、環境污染嚴重等。習近平強調指出:“完善城市治理體系,提高城市治理能力,著力解決城市病等突出問題。”[1]
  新加坡比較先進的城市治理經驗對于中國城市治理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作為著名的亞洲四小龍之一,新加坡不僅是一個美麗的“花園城市”,還是一個經濟發達的國家,2015年人均GDP達到5萬美元,新加坡卓有成效的城市治理吸引了眾多研究者的關注。但是就我國現有研究成果而言,有關新加坡城市治理的論文并不多。因此,本文擬在筆者的相關調研以及前期研究[2]的基礎上,對新加坡城市治理的特色做進一步分析,以期提出有益的啟示,助推中國城市治理現代化。
  二、新加坡城市治理的發展歷程
  新加坡是一個城市國家,原屬于英國殖民地,后成為馬來西亞聯邦的一個州。1965 年8月,新加坡獨立,在李光耀領導下,新加坡利用自身的地理優勢,大力發展外向型經濟,很快發展成為全球著名的“花園城市”國家。從20世紀60年代至今,新加坡城市治理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20世紀60年代至20世紀90年代,打造“花園城市”。針對建國初期新加坡經濟發展、基礎設施建設落后,市容市貌臟亂差等問題,李光耀提出將新加坡打造成具有“第一世界”城市標準的東南亞綠洲,對城市治理做出比較詳盡的戰略規劃。李光耀在1963年開啟了全國綠化運動,帶領民眾植樹造林。1968年,新加坡政府首次提出建設清潔美麗“花園城市”的目標。新加坡人民黨黨員向公眾發行宣傳手冊,政府官員帶頭在街頭撿拾垃圾。1973年新加坡成立專門的花園城市行動委員會,統一負責城市綠化和設施建設。新加坡還從國外進口大量植物,得益于新加坡雨水較多,溫度適宜,這些熱帶植物經過幾十年的生長已繁茂成林。20世紀90年代,新加坡實施“藍色和綠色規劃”,將河道和綠化帶連接,完善“全島公園網絡連道系統”,截至20世紀末,“打造各類公園、連道、開放空間3318公頃,建設自然保護區3327公頃,公園綠道200多千米”[3]。   第二階段,21世紀初至今,繼續建設“花園中的城市”。1996年,新加坡國家公園局負責人陳偉杰第一次提出“花園中的城市”的理念,此后“花園中的城市”被列為新加坡長遠發展規劃。“花園中的城市”實際是“花園城市”的升級版,強調城市在花園中,綠化從城市的點綴變為城市的輪廓,公眾更具認同感和幸福感。同時新加坡借助這一理念打造國際著名旅游城市,從小區,到街道,再到城市的各個植物園、生態保護區、水庫等進行生態規劃,從而建立了立體的城市生態系統。
  三、新加坡城市治理的主要特色
  新加坡城市治理主體多元化,治理方式法治化、社會化、信息化,在城市規劃、社區治理、環境治理、食品安全治理、住房制度等方面形成了鮮明的特色,并在治理結構、治理方式、若干場域形成了自己的經驗,這些特色和經驗值得我們高度重視、學習和借鑒。
  (一)政府主導下的城市治理主體多元化
  新加坡城市治理的一個重要特征是政府主導,公眾參與。新加坡政府負有主要的治理職能,內設的64個法定機構基本涵蓋了城市治理的重大領域,充分體現了政府負責。在政府占主導地位的情況下,新加坡政府吸收多種力量參與城市治理,如“2004—2005 年,建屋發展局及市區重建局把管制停車場的工作外包給私人公司經營,取得了明顯效應”[4]。雖然公共服務外包,但政府并不是放任不管,而是繼續并重視監管,尤其重視吸納公民的監督。法定機構還注重吸納公眾參與,例如國家發展部下設的市鎮理事會吸納了諸多普通居民。可見,新加坡城市治理主體形成了政府主導,法定機構有力支持,社會組織和公眾參與的特色。
  (二)城市治理方式法治化、信息化、社會化
  1.城市治理法治化
  新加坡的法治化城市治理全球著名。新加坡有400多種法律,甚至地鐵上不得吃東西、圍墻上的花如何修剪等都有章可循,并且執法嚴明。新加坡一直沒有廢除鞭刑,20世紀90年代一位美國人麥克·費因用油漆涂鴉多輛汽車及涉嫌偷竊的罪名被逮捕并被起訴,其因“抗拒從嚴”,被判處入監8個月,罰款3500新加坡元,并受鞭刑12下。美國駐新加坡使館出面,要求減免鞭刑。新加坡政府不愿網開一面,堅持依法嚴懲,不肯減免鞭刑。美國20多位參議員聯合署名寫信給新加坡政府,請求仁慈(appealing for clemency),當時的美國總統更是親筆寫信給新加坡總統,請求減免鞭刑。最后,新加坡將鞭刑減少到4下。
  2.城市治理信息化
  第一,新加坡政府從 20 世紀 80 年代初開始推進政府信息化管理,在電子政務建設和運行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績。筆者在訪學期間走訪了新加坡的大學,以及一些餐廳、政府部門和公司,這些機構基本覆蓋了無線網絡。
  第二,大力推進網絡辦公,提高行政效率。“2004 年1月起新加坡建成了OBLS(網上商業執照服務)系統,申辦者通過‘一次申請、一次支付’即可直接獲得超過200項的商業執照申領業務”[5]。網絡辦公在提高行政效率的同時,大大節約了申辦人的時間。
  第三,建立智慧城市,數字城市。早在1992年,新加坡就制訂并實施了10~15年將新加坡建成“智慧島”的“IT2000”計劃。新加坡是一個多種族國家,包括華人、馬來人、印尼人、印度人等,因此政府針對不同人群開發出與其母語一致的政府公共服務網站界面,以方便公眾獲得公共服務。新加坡歷年來“城市信息化治理都處于全球前10名”[6]。新加坡政府還推出了“智慧國2015”和“智慧國2025”兩個十年規劃,其中一項就是新加坡的每一座建筑物都有唯一的郵政編碼(即使是同一個小區內的不同的樓棟都是如此),這種精準的定位不僅大大增強了城市的可識別性,而且方便了社會治理,有利于信息共享、治安管理和交流溝通。
  3.城市治理社會化
  新加坡有專門的市鎮理事會,負責日常城市治理工作。市鎮理事會全國共有16個,主要職責是社區和物業管理,市鎮理事會的成員可以是政府官員,也可以是選區選出的市民代表。新加坡重視公眾參與城市治理,城市規劃可以由市民投票表決,如組屋房子的統一顏色等。“新加坡還有很多的志愿福利團體、義工組織、宗教組織等,這些社會組織都會積極參與社區治理”[7]。正如新加坡總理公署公共服務署常任秘書林素芬所言,“我們必須要建立一個最高標準的政府,能夠獲得人民的信任和支持。”[8]新加坡由精英政治、政府主導、公眾參與、社會協同,構成了較為完善的城市治理結構。
  新加坡城市治理的另外一個亮點是人民協會。人民協會正式成立于1960年7月1日,目前是新加坡文化社區與青年部下設的法定機構,是社會團體和社會基層組織的管理機構,協會主席由國家總理李顯龍擔任,人民協會也是新加坡唯一由總理擔任主席的委員會,可見其特殊地位及政府的重視程度。它的宗旨是通過公民咨詢委員會、民眾聯絡所、居民委員會、鄰里委員會等社會基層組織,組織和促進群眾積極參與社會、文化、教育、體育活動,為各種協會、社會人群提供不同的服務和關懷,促進種族和諧,增加社區凝聚力,拉近人民與政府的距離,把行動黨的理念和主張轉化為民眾的具體行動。人民協會的使命是建設社區、聯系社群,以實現一個民族、一個新加坡。目前人民協會管理全國2000個基層組織,有2500名全職員工,成為政府和群眾溝通的橋梁,龐大的社區網絡的主管機構,以及人民行動黨的得力助手。
  (三)新加坡城市治理若干重點場域的特色
  新加坡的城市治理特色鮮明,限于篇幅,本文主要論述新加坡城市規劃、社區治理、環境治理、食品安全治理、住房制度五大重點場域的特色。
  1.城市規劃
  第一,城市規劃理念超前。早在1971年,就著眼于未來50年的長遠發展規劃。針對新加坡城市面積較小的現實情況,2015年提出了“空中家園”的理念,提出將住宅和商業區向天空發展,此外還提出“地下城市”的理念,未來城市除了向空中發展,還向地下發展延伸,將新加坡建成立體的大都市。新加坡在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如城市污水治理、垃圾焚燒等方面能夠面向未來,一步到位,引進世界上最先進的技術,避免了重復引進和改進設施的資源浪費。如總投資達36.5億新元的深層隧道排污系統,獲得了2008年“國際水協會”頒發的項目創新獎。再如2000年建成的大士南垃圾焚化廠,投資額高達8.9億新元,不僅是新加坡最大,也是目前亞洲最大的垃圾焚化廠,可使用至2030年[9]。   第二,城市規劃決策具有連貫性,避免了一屆政府一個項目的尷尬以及公共資源的巨大浪費。從建國初期的李光耀到第三代領導人李顯龍,新加坡的城市規劃1991、2001、2011都是在已有規劃基礎上的調整。經過幾十年的持續發展,除了小印度之外,新加坡城市區域發展比較均衡。
  第三,城市規劃注重整體性。在進行小區和城市新區設計開發時,能夠將交通、住宅、商業中心、小販中心、便利店、醫療、生態等統籌安排。如新加坡政府規定每個住宅小區在進行開發時,商業用地開發必須繳納相應的綠化保證金,以保障一定的綠化率;施工完成后要進行監督檢查,如沒能達到綠化率標準,政府會動用綠化保證金種植植被。
  2.社區治理
  社區治理是社會治理的基礎和重要環節。新加坡已逐步建立政府主導、管理有序、社會參與、高度自治、服務完善的社區治理體系。
  第一,建立有效的社區管理體系。政府內閣設立專門的社會發展和青年體育部,負責全國社區發展的政策制定、職能歸屬等。此外還在全國設立了三個機構:一是由總理擔任主席的人民協會,負責政府和公眾之間的聯系;二是社區發展理事會,共有5個行政區,5個理事會,每個理事會負責14~18個選區。三是市鎮理事會,共有16個。人民協會是法定機構,側重社區基層組織管理;社會發展理事會承擔社會福利,側重公共管理職能,為社團組織;市鎮理事會為社團法人,屬于非政府組織,承擔物業管理等職能。
  第二,加強人民行動黨和政府的領導。人民行動黨的議會議員一般會兼任所在選區的黨組織領導,國會議員每周會接見選民一次,解決反映的問題。人民行動黨還在社區設立專門的基金,為貧困兒童接受學前教育、開辦社區廉價幼兒園提供幫助,以及為低收入家庭提供住房補貼等。90%的社區基礎設施管理費用和50%的社區日常運作費用,以及社區專職工作者的酬薪都是由政府承擔。
  第三,通過組屋住房制度促進族群融合。新加坡是一個華人占主體的多種族國家,75%的人口為華人,還有印尼人、馬來人、印度人等。1989年新加坡開始在組屋實行不同種族居民按照比例居住的政策,華人在每個社區人口比例不超過84%,每棟公寓不超過87%。馬來人人口比例不超過22%,印度人和其他民族人口比例不超過10%。這一政策打破了不同族群之間的隔閡,為多種族族群之間的和睦共居打下了基礎。
  第四,推動社區高度自治,發揮社區的養老服務功能。新加坡社區建設樹立以人為本的理念,注重培養公民的自治意識。一是吸引民眾參與社區管理和建設。政府注重培養民眾樹立“社區即家,家為社區”的理念。社區硬件建設資金政府投資占80%,其余20%來自社會各界以及宗教、社區富人的捐助。二是重視社區養老功能。為了鼓勵青年人贍養老人,和老人一起居住,以防止出現空巢現象,政府鼓勵青年人和父母居住或者在父母居住較近的地方購房,并給予一定的獎勵和優惠。另外社區的日托養老中心和托兒所有機結合在一起,方便青年人同時照顧兒童和老人。
  3.環境治理
  第一,設立專門環境部負責環境治理。成立于 2002年7月1日的新加坡國家環境部(NEA),主管新加坡環境的改善和保護、污染防治和環境衛生、垃圾的收集處理以及餐飲單位的環境衛生等,下設公共衛生署、氣象署、環境保護署。另外,新加坡還對污水處理和排放收費,政府規定,“工業廢水排放前須經過處理,確保廢水達標后才可排放到專門管道。廠商排放工業污水必須付費,收費按每立方米廢水的生化需氧量及懸浮物總量計算,介于0.15美元到3.78美元不等。”[10]
  第二,重視綠化建設。新加坡的綠化面積達到50%。新加坡的街道、公園、大學、小區甚至街道走廊、過街天橋,以及小區高樓大廈外邊的圍墻上都有很多綠色植被。新加坡有專門的法律保護植被和綠化帶,不得隨意破壞。另外公眾也養成了種植花草的習慣,既裝飾了城市,又美化了生活。
  第三,嚴格的罰款政策促使公民養成了衛生整潔的習慣。新加坡重視罰款措施,有“罰款城市”的稱謂,罰款的金額大且事項多,如隨地吐痰、亂扔煙頭、在地鐵上吃東西等會被處300新元~1000新元的高額罰款,在新加坡很多公共場所都有罰款的警告牌。筆者曾親睹因蚊蟲滋生而遭到高額罰款的案例。一個訪學朋友因為出差,租房水盆里面的水沒有倒干凈,導致滋生蟻蚊(新加坡當地的一種蚊子),恰好遇到政府部門上門檢查,朋友被處每2個蚊子200新幣的罰款。
  第四,重視水質監測和治理。新加坡的自來水經過嚴格監測,可以直接飲用。其水庫管理重視環保。如新加坡著名的麥里芝蓄水庫,強調原生態,不破壞水體,水庫周邊盡管每天有很多人健身徒步,但是沿路沒有一家小飯店以及小吃店,公民基本都是自己帶水,或者是在水庫大門口唯一的商店買水;規定水庫不得使用機械動力船只,只能使用人工劃槳,不得釣魚,不得游泳。其目的都是為了防止水庫生態遭到破壞。
  第五,重視垃圾分類和回收。新加坡小區有三種不同顏色的垃圾桶,有專門的工作人員負責分類垃圾,居民的生活垃圾則通過組屋內的垃圾管道扔進垃圾桶。
  4.食品安全治理
  “食品安全治理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基礎環節,關系國計民生,意義重大”[11]。食品安全治理也是新加坡城市治理的一個重要特色,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在社區設立小販中心(食閣)。全島共有108座食閣,約6000個攤位。在組屋的社區設立小販中心,并通過低廉租金吸引小販搬遷至小販中心。這樣的城市規劃,一是干凈衛生,既避免了馬路上的擠占人行道,垃圾亂扔現象,也避免了馬路上的汽車排氣以及灰塵污染。二是方便了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樓下即可解決日常所需。三是方便政府的管理和檢查。通過在社區設立小販中心,新加坡基本上沒有了流動小攤點。
  第二,嚴格的外國商品輸入管理體系。新加坡需大量進口蔬菜、水果和肉類食品。自2006年起,新加坡開始實行ISO22000食品安全管理系統認證體系,成為東南亞國家中第一個采用該體系開展食品安全認證的國家。“新加坡政府每年在食品檢驗檢疫上投入的資金均超過 10 億新元(約合 50 億元人民幣),充分反映出政府對食品安全的重視”[2]。   第三,政府加強對食品企業的安全等級評分和檢查。新加坡的農糧獸醫局對食品企業進行分級,根據食品安全標準將這些企業分為優、良、中、差四個等級。一旦發現不合格的企業就會勒令整頓,不整頓的就要集中學習,或者培訓。如果被發現食品有質量問題,商販則必須登報道歉,并接受罰款。
  5.城市住房制度
  新加坡成立了專門的建屋發展局。在建屋發展局的大廳里,掛著一幅中文牌匾:“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用唐朝著名詩人杜甫的這句話作為局訓。從1964年新加坡宣布實施“居者有其屋”計劃至今,超過80%的新加坡人居住于政府承建并出售的組屋。新加坡政府建設組屋,然后將組屋賣給個人,通過制定宏觀的規劃,沒有讓市場定價房地產,相關的地段留有專門的組屋用地,企業和私人不能買賣。因此,新加坡的房價合理,每平方米均價為5000新幣左右,大約為人民幣25000元。截至2014年12月,居民住房擁有率達90.5%。當然新加坡的組屋只有新加坡公民才可以購買,永久居民在達到一定居住年限之后才可申請購買,外國人不可以購買。除了組屋外,新加坡還有價格相對較高的別墅區,滿足了不同收入人群的需要。
  新加坡組屋制度體現了李光耀執政理念的成功。通過組屋政策的實施,不但解決了新加坡國民的住房問題,而且圍繞組屋建設刺激了與建筑業相關產業的繁榮發展,最重要的是解決了與住房相關的種族問題、社會民生難題,實現了種族和諧、社會安定,從而強化了國民認同和國家凝聚力。
  四、我國對新加坡城市治理特色的借鑒
  新加坡在建國之初是一個貧窮落后、民族沖突頻發的國家,然而歷經短短50多年的建設,一躍成為亞洲乃至世界發展中國家實現城市“善治”的典范。中國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城市化水平不斷提高,但隨之也帶來一些城市治理的難題,如“缺少系統的城市規劃,沒有嚴格依法治理,城市交通擁堵,綠化效果較差,民生問題凸顯,城市治安安全問題嚴峻,缺乏公眾有效參與,社區建設內卷化等。”[12]新加坡城市治理的經驗值得研究,其在管理理念和管理體制機制方面的創新值得發展中國家學習和借鑒。我們應該借鑒其模式,建立適應本國國情的城市治理體制。
  (一)轉變城市治理理念
  城市治理理念轉變是城市治理變革的先導。第一,我國的城市治理理念應該從管理城市到治理城市轉變,從人治到法治、從城市經營到城市善治轉變,樹立超前治理理念。新加坡超前治理的城市治理理念是對傳統城市管理理念的升級,我們應該避免長官意志,避免決策的隨意性,杜絕面子工程和形象工程,重視法治,保障決策的連貫性、超前性、系統性,保證決策的民主化、科學化和法治化。
  第二,在城市規劃方面,重視以人為本,關注民生,共享城市發展紅利。重視公共用地、綠化用地,避免用地浪費,提高居住效率和容積率,重視城市交通和公共基礎設施規劃,使城市居民出行方便、日常生活購物快捷舒適。例如,新加坡對組屋用地的規劃及利用,約1/3的土地用于居住或建設與居住相關的設施,1/3的土地用于工業與商業發展,其余的則用作道路、學校、體育場館、公共設施、綠地建設等,組屋區內教育、醫護、超市、餐飲、公交、體育娛樂設施等各種服務設施齊全,從這種精心設計足見新加坡政府對于營造和諧社會的用心。在組屋的結構設計上,為防止居民產生隔離感,鼓勵居民互動,特別把組屋的一樓設計為架空層,作為居民公共活動的場地,也有的設計成商鋪提供便民服務;還有連通同樓層各戶的走廊,除起到連接樓層各戶樓梯、電梯的通道之外,還可作為小孩子游戲及鄰居日常會面的場所。這種結構設計有助于形成社區意識,促進鄰里友好。
  (二)以服務型政府建設推動城市治理法治化、信息化、社會化
  服務型政府在新加坡城市治理中發揮了主導作用。我們在城市治理中,應借鑒其做法,以服務型政府建設推動城市治理法治化、信息化和社會化。
  第一,加快服務型政府建設。推進城市治理現代化需要加快服務型政府建設,通過政府治理理念轉變、職能轉變,服務方式、服務手段轉變,發揮政府在城市治理中的主導作用和功能。地方政府應該做社會治理的負責者,公共服務的提供者,社區建設的引導者,社會組織的扶持者,市場秩序的維護者,民生保障的實施者,依法治國的表率者。
  第二,城市治理法治化。在新加坡政府城市治理機制運行的實踐中,比較完備的法定機構的創設,使得政府、社會組織、公眾得以共同參與城市治理。因此應堅持依法治理、源頭治理、綜合治理,堅持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使城市治理整體納入法治的框架中,以法治政府建設推動城市治理的現代化。
  第三,城市治理信息化。信息時代,數字城市、智慧城市已經提上議事日程,我國城市治理應該借助于大數據平臺,在政府信息公開、政府和公眾網絡溝通、流程再造、理念更新、信息共享等方面努力。在這些方面,一些城市已經有好的實踐。例如,借助于大數據,武漢市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委員會2012年研發了一套信息云平臺網格化管理系統,該系統已集成全市38個部門的各類基礎信息,方便了政府社會治理信息共享,提高了行政效率。
  第四,城市治理社會化。城市治理不再以政府為單一主體,而是吸納社會組織和公眾的參與。一方面我們需要大力培育社會組織,引導規范社會組織參與城市治理。新加坡人民協會作為城市治理主體之一,可以有效彌補市場失靈和政府缺位的不足,實現政府與社會共治的治理格局。當前中國城市治理也需要充分發揮社會組織的社會治理功能。在基層社會治理中,我們要正視和承認街道辦、社區居委會等社會基層組織的作用,培養和孵化更多的社會基層組織,以承接政府簡政放權中“空余”出來的權力,并賦予其更多的自主權力和發展空間,為其發展創造良好的社會氛圍和思想基礎。另一方面則是需要重視公眾參與。我國城市治理中公眾參與不足,存在“公民參與法治化程度不高,角色定位單一,形式主義嚴重,參與領域不平衡等問題”[13],應該依法保障公眾的知情權、參與權、監督權、司法救濟權。通過健全相應的公眾參與渠道和機制,吸納公眾參與城市治理,如重視重大決策網絡征求民意調研機制、重大城市公共決策和市政工程專家咨詢和風險評估機制、公眾聽證會制度等等。   (三)重視城市環境治理
  改善城市環境也是城市治理的重要內容。目前我國很多城市的城市綠化和環境治理取得顯著成效,有了一些成功的案例,如2018年全國評選認定了92個國家衛生城市。但不可否認也存在一些不足。因此,第一,需要依法維護城市環境,加強罰款力度,提高違法成本,以起到震懾犯罪的作用。第二,通過日常教育宣傳,培養公眾維護環境的意識和習慣。第三,在城市規劃和小區建設中以人為本,重視綠化建設,留出公共綠地和草坪,留足公共空間。第四,加強對城市流動小販的治理,新加坡的食閣模式可以借鑒。在城市規劃和設計中,政府應該劃出專門的區域和場地低價租給小販,同時加強對于食閣中心的管理監督。第五,在城市污水治理方面,需要重視雨污分流,重視相關的公共基礎管道建設,對工業廢水排放進行收費,以加強生態環境保護力度。
  (四)重視城市社區建設
  在社區治理創新方面,我國也出現了一些比較成功的模式,如沈陽模式、杭州模式、上海模式、青島模式等。當然我國社區建設還面臨一些問題,如社區治理內卷化、社區社會組織作用發揮不足、公眾參與不足等問題。新加坡的城市社區治理啟示我們,深化城市治理創新需要處理好社區行政權和自治權的關系。
  第一,構建政府引導、黨委領導、公眾參與、社會協調的治理機制。第二,培育社區社會組織的自治職能,重視社區基礎設施建設以及社區的養老功能。第三,重視社區自治精英的選拔,發揮離退休干部、大學教授、政府官員、企業白領等的作用,激勵其參與所在社區治理的積極性。第四,重視社區自治的文化環境培育,培育公眾的參與意識和技能。第五,可以建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和所在小區居民的定期交流和訪談制度,以便及時向政府有關部門反映問題,并及時解決問題。
  (五)重視城市公共住房制度改革
  住房問題是最大的民生問題,有房產才可以安居樂業。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可以借鑒新加坡的住房制度改革經驗,重視城市的公共住房制度改革。充分發揮政府和市場兩只手的調控作用,將公共住房目標對準廣大的中等收入和社會基層群體。
  第一,做好相應的城市公共住房規劃,在住房面積、基礎設施建設、地理位置等方面人性化設計。城市規劃中必須在相應的區域劃出專門的公共住房用地,禁止買賣。第二,建立購房者信用檔案,建立網絡和媒體公開監督機制,真正讓中等和低收入群體享受公共住房。第三,加強監管,建立檢查機制。如發現住戶虛報申請資料,相關部門可收回住所或停止住房補貼發放。第四,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和物業管理。新加坡的組屋一般是高層,設有電梯,物業費比較便宜。第五,建立退出機制,在居民有能力買房的時候,鼓勵其退出公共住房。如深圳市、常州市出臺了專門文件規范退出機制。第六,在滿足相應的年限之后,鼓勵居民以首套房的名義購買公共住房,政府向其提供相應的貸款政策和優惠政策。第七,可以仿照新加坡組屋制度,將組屋和房地產兩個市場區分開來。新加坡不僅“居者有其屋”,而且組屋可以在一個有準入限制的市場上買賣,新加坡公民既可直接向建屋局購買新建組屋,也可以在公開市場上選購或轉售組屋。這既是鼓勵居民搬入面積更大更好的組屋,進一步改善居住環境,也是引入市場競爭,盡可能消除一般福利組屋制度平均主義的弊端。這樣的做法,把居民住宅消費與普通房地產投機分割成兩個市場,前者一戶一套,更多自住消費,后者來去自由,數量不限,敞開投機。所以,新加坡的私人房地產市場同樣活躍,其投機性一點不亞于其他國家和地區,而二手組屋市場的價格,走勢比私人房地產市場更平穩﹑緩和。
  五、結語
  本文主要從比較的視角,結合筆者的訪學經歷和實地調查,論述了新加坡作為全球著名的“花園城市”城市治理的歷史演進、基本理念、重點場域的治理模式。隨著我國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我國城市化正面臨一系列的問題,新加坡城市治理的一些比較先進的理念、模式對解決我國城市治理中的諸多問題具有借鑒意義。我們應在研究新加坡城市治理特色的基礎上,結合我國具體國情,借鑒新加坡城市治理的有益方面,推進我國城市治理的現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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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任編輯 王艷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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