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結構轉型的再思考

作者: 李劍珠

  摘要:1998年出版的《中國社會結構轉型》是一本集各院校學者大成的論文集,代表了中國主流的社會學者對社會結構轉型的基本看法。13年過去了,中國的社會結構轉型,又有哪些最新的發展呢?這些發展對未來中國社會的走勢,會帶來怎樣的啟示和影響?文章對此進行了探討。對于深入理解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理論,指導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實踐。均有重要的意義。
  關鍵詞:社會轉型社會結構經濟結構
  中圖分類號:C9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11)09-010-02
  
  《中國社會結構轉型》不是某一個學者的專著。亦不是某一個學者的論文結集,而是頗具代表性的老、中、青社會學家的談訪錄。每個學者探討和關注的焦點不盡相同,有的討論城市社區、鄉村、城鎮;有的討論社會轉型與社會流動;有的討論中國非均衡的結構轉型,或者社會結構轉型與社會穩定的關系。筆者認為這本書最有學術價值的是中國社科院李培林把“社會結構轉型”看作是“另一只看不見的手”。社會結構轉型是影響經濟發展和資源配置的主因,它既是經濟增長的結果,也是社會變革的推動力量。還有,李培林率先并系統闡述“社會結構轉型”理論,并認為中國正處于“制度創新的中期階段”。
  事實上,社會轉型概念在學術界和新聞界已被相當普遍使用,它是西方社會功能結構學派現代化理論的經典思想,現在成了描述和解釋中國社會巨變的重要工具。
  改革開放之初,我國人均GDP不足250美元,現在則達到3000美元。根據“十二五規劃”透出的信息來看,長三角、珠三角的幾個縣市,人均GDP甚至超過1萬美元。30多年來,先后有3億多農民(相當于美國總人口)離開耕地和祖祖輩輩生活的村莊。轉變為從事第二、第三產業的工人。如何使轉變了職業的農民能夠更好地融入城市的新生活,成為社會管理的重大挑戰。
  我國處于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從傳統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轉型期。社會結構、社會組織形式、社會價值理念等都已經和正在發生深刻變化,原有的權力高度集中、政府統管一切的社會管理方式已經不能適應新的現實要求。這也是社會矛盾易發多發的重要原因。
  因此,如何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管理理論,創新社會管理體制,構建與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社會管理新格局,實現社會和諧穩定,既是當前理論界關注的重要前沿課題,也是社會關心的重大現實問題。
  
  一、二元社會結構向三元過渡的進一步深化
  
  我們知道,社會轉型的主體是社會結構。改革開放以前,政府不但是生產資料的所有者,亦是生活資料的發放者。政府無所不包、無所不管、無所不能。中國社會經過解放初期的土改、公私合營,到人民公社化、大躍進、割資本主義尾巴,已經徹底消滅了中國傳統社會由地主、官僚、士大夫構成的統治集團,中國事實上已經成了“沒有統治階級的社會”。整個社會就是國家與人民這兩個層面,這有利于社會資源的總調動、國民總動員,從抗擊“非典”、汶川地震救災和災后重建、到北京奧運和上海世博會獲得巨大成功,足以佐證以上觀點。但是,二元社會結構的弊端在于,由于中間沒有緩沖地帶。政府強勢時社會很穩定,但一旦政府控制松馳甚至失控,則天下大亂。現在有了中間階層,公民社會正在發育,包括政府官員、企業家、精英知識分子在內的精英階層正在形成,對于中國社會的穩定發展具有積極的意義。
  二元社會結構到三元的轉換還有一個更深層的意義。亨廷頓對什么才是“政治現代化”做過解釋:理性和世俗化的政治權威和政治決策程序,取代神化、宗教(包括個人迷信,意識形態)的政治權威。中國社會轉型最值得欣慰的是社會穩定的支撐力量在下移。過去老百姓都仰仗政權穩定,但事實上,在中國延續了數千年的封建社會的每次政權交替皆血流成河。正在進行并不斷深化的中國社會結構轉型,使政府的許多權力,漸漸轉移到社會各種利益集團、自治團體、以及獨立承擔風險和收益的個人身上。這種“小政府,大社會”的發展模式,本質上是還政于民,再加上民營經濟勃興帶來的“藏富于民”,對國家的長治久安具有深遠的意義。
  伴隨著市場經濟體制向縱深發展,社會組織方式發生巨大變化,而社會組織方式的深刻變化又要求創新社會管理體制。舉例說,隨著“住房自有化、就業市場化、社會保障社會化、后勤服務市場化”等改革的推進,作為傳統管理體制基礎的“單位組織”的功能在弱化。有些單位組織已經徹底解體;另一方面,就業方式的多樣化使社會流動加快,改革開放后大量新產生的就業組織大都采取了“非單位”的管理體制。在城市就業總人口中,“單位人”由過去占95%以上下降到現在占20%左右。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往往要直接面對分散的個人,加大了治理的成本,自上而下社會事務的落實和自下而上社會問題的解決受到阻礙。同時,基層的一些社會糾紛和社會矛盾無法解決在基層,導致上訪案件增多;在一些地方,有些社會問題由于多年積累,形成民怨,很容易因意外事件造成群體性事件。
  在計劃經濟時代,我國社會管理的基本體制是政府承擔著幾乎全部社會職能,以單位為基礎對社會實行總體控制,社會運行成為政府運行的組成部分。這是一種行政吸納社會或社會運行行政化的管理體制。隨著改革的深入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我國的現代社會管理,應轉化為以政府干預和協調為主導、以基層社區自治為基礎、以非營利社會組織為輔助、以公眾的廣泛參與和互動為根本的良性運行系統。
  
  二、社會結構滯后于經濟結構
  
  根據社科院的最新報告,中國社會結構指標仍然處在工業化初期水平,社會結構滯后經濟結構大約15年左右。中國的消費結構要達到工業化中期水平,需要9至16年時間。中國的城市化率要達到工業化中期水平大致需要15年的時間。中產階層規模要達到的工業化中期水平需要17年左右。0經濟結構與社會結構是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兩個最基本的結構,兩者互為表里,互為基礎,互相影響。換言之,經濟結構的改變,會牽動社會結構的變化,社會結構調整了,也會促使經濟結構作出互動。所以,經濟結構與社會結構必須協調,相輔相成。從理論上說,社會結構可稍后于經濟結構,但這種滯后有一個合理的限度,超過了這個限度,就會阻礙經濟結構的持續變化。
  回顧過去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社會轉型的起點很低。上世紀70年代末,也就是中國改革開放之初,人均GDP不到250美元,大約是發達國家的1/40。農業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70%以上,而發達國家則低于20%。0同時,我國實行的是高度集權、生硬的計劃經濟,國民經濟就是國營經濟,沒有其它經濟成分可言。后來國家、集體、私營三分天下。現在私營經濟占了大半壁江山,超過了國有經濟。中國社科院學者張厚義在《中國社會結構轉型》一書中為我們梳理出一條經濟轉型的歷史軌跡:1981年5月《人民日報》僅僅為了一位農民雇工承包魚塘而展開激烈討論,到后來則認可私營經濟是國有經濟的補充,是國民經濟的有機組成部分。 1988年,把“國家允許私營經濟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存在和發展”寫進憲法,從而受到國家根本大法的保護。現階段中國私營企業不管是數量還是資本總量,都遠超上世紀50年代的民族資產階級。雖然官方迄今從未承認民營企業家就是資本家,這個群體正在演變成為新的社會階層。經濟結構的變化,還催生了包括國家公務員、事業單位從業人員、商業機構的經理人員和服務人員、私營企業主、科技專業人員、辦事人員、個體工商戶、產業工人、農業勞動者和失業半失業人員等十多個階層構成的社會結構。
  我們再來分析農村經濟的轉型。改革開放早期,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使農民成為相對的商品生產者。非農發展改變了農村單一經濟成分,農副產品統購統銷被打破,價格與市場接軌,農民成了改革的受惠者。開放農村集市貿易。農產品流通領域走向繁榮。農民的生活消費方式打破自給自足的封閉狀態。農民是為社會生產。不是為了自身消費生產。中國傳統的農民過日子幾乎不花錢的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生活方式早已改變。
  這樣的轉型,對一個曾經有9億農民的農業大國來說,意義非凡。為什么這樣說呢?中國鄉村的根本特征,就是農耕社會有限的資源和血緣家族之間的結合與平衡。這種超穩定的結構數千年來沒有打破。解放以來一波接一波的運動,并沒有打破這種結合和平衡。我們只能說,從清末民初,到新民主主義革命成功。再到中國改革開放之前。傳統中國的鄉土特色在逐步弱化。從1949年到1979年中國農村社會結構沒有本質變化。直到1979年以后,農村剩余勞動力大量出現。“鄉鎮企業”異軍突起,三資企業如雨后春筍,中國城市迅速擴容。于是涌現出國內外學術界為之關注的“民工潮”(農民工人),加上農村非農業性生產(如觀光農業、農家樂飯館、農民賣茶葉的前店后廠等等),使得血緣關系、地緣關系以外的業緣關系有了實質性發展,并產生如下幾個現象:
  1.中國農民原來沒有“社交圈子”,現在已發展成為職業、同行的聯系。
  2.中國農民也許一輩子沒離開生他養他的土地,農村通婚范圍永遠在本村、本鄉至多是本縣,現已擴散到本省或省以外。語言的使用也從“鄉音”改為普通話。除了流入城市務工經商,還有部分農村勞動力在利益的驅動下,流向異地農村從業,形成為農村社會成員跨區域流動的新一族。
  3.血緣與地緣對公共事務產生的作用遠遠不如從前,代之而起的是現代組織,如村委會、股份制公司。
  4.傳統的鄉村出現了都市工業,而城市則出現了以農民工聚居為主要特征的“城中村”。前者是否意味著村落的終結?后者是否意味著流動民工是戶口制度的歷史終結者?
  由于新結構的建立比舊結構的瓦解需要更多的必要條件,且有―個相對遲緩的滯后期。同時,新的規范得到普遍認可也需要一個相對長的過程。0現階段在經濟體制改革、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的推動下,經濟結構已經達到了工業化社會中期階段的水平,但社會結構嚴重滯后于經濟結構,仍然停留在工業化社會的初級階段的水平。這是中國社會轉型最大的不協調,也是經濟社會矛盾和問題處于多發期的結構性原因。
  
  三、社會轉型亟需社會管理機制的創新
  
  中國正處于數百年沉迷后的第一個太平盛世,正面臨著千載難逢的發展機遇,甚至是最后一次發展機遇。隨著改革向縱深發展。正進入一個十分講究策略的操作期。從國際上的一些經驗來看,在社會轉型中,舊有文化價值觀的動搖和減弱,使“人們的行動比社會穩定時期更有可能背離他們文化的價值標準”,住房、教育、醫療、養老等民生問題日益突出,城鄉差距、地區差距、貧富差距持續擴大,官民關系’勞資關系、流動人口犯罪、貧富懸殊兩極化等社會階層關系矛盾顯化,土地征用、房屋拆遷、企事業改制等引發的社會不穩定問題增多,貪污腐敗等大案要案頻發,各種群體性事件居高不下。但我們對社會結構轉型涌現的許多社會問題并無良方。例如,隨著人為分割城鄉的戶籍制度松馳,外來人口犯罪十分嚴重,但公安僅僅是階段性“嚴打”,沒有治標又治本的辦法。究其原因,主要有如下幾個結構性問題需要解決:
  1.社會階層的多元化。原有的由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干部和知識分子組成的簡單階層結構,已經轉化為不同利益群體組成的復雜階層結構。如何在新的形勢下整合和協調好各階層的利益,形成既充滿活力又和諧相處的秩序,是社會管理的重要任務。
  2.利益分配格局的復雜化。由于中國社會結構轉型是在政策體制變動、經濟體制轉軌、利益格局調整的背景下展開的,不同利益群體的分化日趨復雜。這個問題需要我們加大利益整合機制建設,提高公共產品供給的普惠水平。確保社會安定有序。由于衡量收入分配均等化程度的基尼系數逐步攀升。城鄉、區域和社會成員之間的收入差距不斷擴大,如何調整收入分配結構、收窄貧富差距、建立公平合理的分配制度,成為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的重要環節。
  3.政府管理職能的社會化。長期以來,中國政府一直是“經濟建設型政府”,公共服務被忽視和邊緣化在所難免。由于社會流動的加強和代際關系的轉變,城鄉家庭小型化趨勢明顯,很多過去可以由家庭解決的問題如養老、單親撫養’疾病照顧等逐漸成為社會問題。現階段,相對于強大的國家和市場而言,社會還處于弱勢地位,自治和自我管理能力不足,難以有效承接國家相對退出后留下的社會管理職能。有鑒于此,為了推進政府職能轉變,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第一次提出建立健全“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社會管理格局”。黨的十七大報告更明確提出了建設“服務型政府”的目標,顯示中央決心進一步理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把政府職能轉向“以社會建設為中心”,將發展經濟、提高效率等事務更多地交給市場。
  4.公共資源配置的合理化。首先,國家公共資源對社會建設和社會管理的投人,是社會管理最重要的財力資源保障。經過改革開放30多年的發展,我國已經具備了一定條件來滿足社會管理資源投入的需求,現在的關鍵是公共資源的合理配置和社會資源的有效動員。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公共財政社會凈支出占國民總收入的比重仍然偏低。其次,要構建財權與事權相匹配的社會事務公共資源配置體制。并把基層政府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上來。同時還要注重充實基層財政,有效提高基層政府提供管理和服務的能力。
  5.公民自我管理化。以社區自治組織、非營利社會組織和廣大公民為主體的社會自治和自我管理,是現代社會管理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培育和擴大社會自治和自我管理的社會空間,是推動社會管理體制現代化的重要一環。廣泛動員社會資源投入社會管理,進一步發展壯大社會組織。可以有效緩解政府在社會管理方面的成本與負擔。
  綜上所述,一個和諧的社會,應該是社會管理體制合理、社會規范井然有序的社會。因此,構建“和諧社會”要有整體、系統、縱觀全局的戰略體系和實施綱要,而不應停留在“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或者說是“救火式”的應急控制。“改革、發展、穩定”要做到“三位一體”。社會結構轉型要與制度創新和制度重建相適應。這就要求我們深入研究社會管理規律,更新社會管理觀念,整合社會管理資源。創新社會管理機制,構建社會管理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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