載沉載浮《秦婦吟》

作者:未知

  一
  《秦婦吟》是晚唐詩人韋莊創作的長篇敘事詩。后人將這首詩與漢樂府《孔雀東南飛》、北朝樂府《木蘭辭》并稱“樂府三絕”。在我國的唐詩高原上,李白、杜甫無疑是兩座高峰。然而,《秦婦吟》這樣的敘事長詩,李白不具,杜甫亦無,只有元稹的《連昌宮詞》和白居易的《長恨歌》差可比擬。且不說《連昌宮詞》(630字)與《長恨歌》(840字)在長度上遠遜《秦婦吟》(1666字),就其狀繪的時空而言,兩者也相差懸殊。連昌宮詞》與《長恨歌》議論的都是玄宗一朝的逸事,前者表現的是連昌宮的盛衰興亡,后者表現的是明皇、貴妃的悲歡離合。而《秦婦吟》完全不同,其空間兼及東西兩京,其時間橫跨三年之久,反映的是唐室將傾之際的滄桑巨變。如此波瀾壯闊的歷史畫面,元、白作為前輩望塵莫及。
  1920年,王國維在《敦煌發現唐朝之通俗詩及通俗小說》一文中稱,秦婦吟》為“晚唐詩中最長者,又才氣俊發,自非才人不能作,唯語取易解,有類俳優……”施蟄存先生說:“它(指《秦婦吟》)是反映唐代政治現實的最后一首史詩。正如杜甫的《北征》是盛唐的最后一首史詩。”
  二
  《秦婦吟》的作者韋莊,字端己,長安杜陵(今西安市東南)人,系蘇州刺史、唐代詩人韋應物的四世孫。至韋莊時其家族已衰敗,父母早亡,家境寒微。舊籍評韋莊,“少孤貧力學,才敏過人。”“為人疏曠不拘,任性自用。”
  韋莊早年屢試不第,乾寧元年(894年)才考取進士,時已年近六旬。唐諺有“五十少進士,三十老明經”的說法,在晚唐,不少詩人六七十歲方考中進士,晚唐詩大多視野淺狹,與此不無關系。天復元年(901年),韋莊入蜀為王建掌書記。唐朝亡后,韋莊勸王建稱帝,并任左散騎常侍,判中書門下事。在王建治下,曾任吏部侍郎兼平章事。
  在詩歌創作上,韋莊心儀中唐的白居易。早年,他與年長的白居易同寓下邽,一般認為,白居易的《長恨歌》《秦中吟》對韋莊有很大影響。他神往盛唐時的杜甫,杜甫的“三吏”“三別”對韋莊的創作風格以極大的濡染。寓蜀時,韋莊重建杜甫草堂,且以“浣花”命集。秦婦吟》正體現了杜甫、白居易對他的影響,在藝術上有青出于藍之處。
  韋莊的詩極富畫意,詞尤工,與溫庭筠同為“花間派”標志作家。《人間詞話》中,王國維如此評價:“溫飛卿之詞,句秀也;韋端己之詞,骨秀也;李重光之詞,神秀也。”有人說,韋莊早年詩歌創作多憂患沉郁之作,后期詩風逐漸清麗,入蜀后則沉入艷情彩繪的世界,有一定道理。
  三
  僖宗廣明元年(880年),黃巢軍隊攻入長安,唐僖宗如同其祖唐玄宗一樣上演了一出乘輿播遷,出逃四川的戲碼。此時,45歲的韋莊因進京應試,被困城中,親眼目賭了長安城內王權坍塌,旗號變幻,兵荒馬亂的景象。兵火之中,韋莊身患重病,弟妹失散。
  中和三年(883年),韋莊從長安逃往洛陽,西登太行,北抵長城。光啟四年(888年)春,他到達揚州,在客棧遇見一個見面熟的“餞客”,兩人聊得很投機,從客人口中得知江南局勢仍然不穩,便先到石頭城(南京)暫避一時。后又沿江南下,經蘇州、湖州赴浙東,然后返回卜居地衢州。
  韋莊在東都洛陽創作了這首長篇敘事詩《秦婦吟》,借一位長安逃難女子——“秦婦”之口,“自述”了他親眼目睹、親耳聽聞的種種亂象。葉圣陶在給俞平伯先生的信中說:“重讀《秦婦吟》,意謂韋莊此作實為小說,未必真有此一婦。東西南北四鄰之列舉,金天之無語,野老之泣訴,以及兄所感覺仿佛‘只她一個人在那邊晃晃悠悠的走著,走著’,是皆小說方法。”
  《秦婦吟》立足于個人的視角,全詩結構恢宏,內容豐富,起伏開闔,沉郁頓挫,酣暢淋漓,洋洋大觀。《秦婦吟》誕生之初,曾風靡一世,盛況空前。唐代用一種透光性很好的紙糊在木架上,做成分隔室內外的窗戶,叫作“障子”,今天日本民居仍多用之。障子上往往會印上一些圖畫或詩句,《秦婦吟》就成了當時障子商人用得最多的素材。韋莊則被呼為“秦婦吟秀才”(唐代的秀才,就是進士的意思,跟明清兩代科舉考試的最低一層學位不是一回事),與“長恨歌主”白居易并稱詩國佳話。
  然而,這首“不僅超出韋莊《浣花集》中所有的詩,在三唐歌行中亦為不二之作”(《讀陳寅恪秦婦吟校箋》)的長篇敘事詩,卻命運多舛。俞平伯如此評論其命運:“一被謗諱隱于作者之生前,二亡佚于作者之身后,歷宋元明清而不見;及其復出于西陲石窟也,又不為今人所喜,其遭遇何其不幸哉!”
  四
  《秦婦吟》都寫了些什么?詩中借長安貴族婦女“秦婦”之名講述了戰爭給社會秩序帶來的巨大破壞,百姓流離失所,朝不保夕。
  《秦婦吟》開頭交代了事情發生的時間地點:中和癸卯春三月,洛陽城外花如雪。也就是說故事發生在唐僖宗中和三年(公元883年),地點在洛陽城外。而黃巢起義發生的時間段是公元878到884年,也就是說黃巢軍已是強弩之末,所以秦婦才得以脫身。
  秦婦先和路人(可能是作者自居)談起這幾年的遭遇:“借問女郎何處來?含顰欲語聲先咽。回頭斂袂謝行人,喪亂漂淪何堪說!”
  當戰事發生時,秦婦正在梳妝:“斜開鸞鏡懶梳頭,閑憑雕欄慵不語。”緊接著聽到街上響起了巨大的動靜:忽看門外起紅塵,已見街中擂金鼓。”可是所有人尚不知道發生了什么:“居人走出半倉惶,朝士歸來尚疑誤。”各種謠言滿天飛:皆言博野自相持,盡道賊軍來未及。”可是大禍已至:“須臾主父乘奔至,下馬入門癡似醉。適逢紫蓋去蒙塵,已見白旗來匝地。”人們慌作一團:“扶羸攜幼競相呼,上屋緣墻不知次。南鄰走入北鄰藏,東鄰走向西鄰避。”
  戰爭中最大的受害者是女性,她們或者被辱或者被殺,幸存的人為了活命不得不委身于黃巢軍,她們的反應是從內心里鄙視但又畏懼。后來官軍打來,黃巢軍恐慌不已,但秦婦和她的姐妹們很高興,可惜官軍不爭氣,很快被打敗:夜來探馬入皇城,昨日官軍收赤水。兇徒馬上暗吞聲,女伴閨中潛生喜。簸旗掉劍卻來歸,又道官軍悉敗績。”   而長安古都也因為戰亂而徹底荒廢:“長安寂寂今何有,廢市荒街麥苗秀。采樵斫盡杏園花,修寨誅殘御溝柳。華軒繡轂皆銷散,甲第朱門無一半。含元殿上狐兔行,花萼樓前荊棘滿。昔時繁盛皆埋沒,舉目凄涼無故物。內庫燒為錦繡灰,天街踏盡公卿骨。”當然,首都長安的毀滅也并非黃巢一己的“功勞”,《二十四史全譯·新唐書》中言:自祿山陷長安,宮闕完雄,吐蕃所燔,唯衢弄廬舍;朱泚亂定百余年,治繕神麗如開元時。至巢敗,方鎮兵互入擄掠,火大內,唯含元殿獨存,火所不及者,止西內、南內及光啟宮而已。”在黃巢軍與朝廷軍的合力作用之下,這座周、秦、漢、唐以來的千年古都,一炬成灰。從唐室傾頹之后,長安永遠結束了作為我國首都的歷史使命。
  戰事逐步平息后,秦婦借機逃出,一路風餐露宿自不必細說,所幸境況漸漸好轉,兵災過后能夠攜寶貨、戴金釵獨行,可見其安定祥和:“陜州主帥忠且貞,不動干戈唯守城。蒲津主帥能戢兵,千里晏然無犬聲。朝攜寶貨無人問,暮插金釵唯獨行。”
  然而這不過是秦婦乍脫難后才有的小小滿足感,實際上這里的百姓日子并不好過。當她向路邊的老翁求水喝的時候問起他的家世,為何大冷天還在外露宿,老翁失控大哭,秦婦聞言,也不知自己前路何方。聽說東面仍然廝殺不斷,唯有江南風景尚好,于是秦婦決定南下避災,并吟此長歌獻給路人:避難徒為闕下人,懷安卻羨江南鬼。愿君舉棹東復東,詠此長歌獻相公。”
  五
  然而,這首偉大的現實主義作品竟然湮沒在歷史的煙塵之中。歷經五代十國、宋元明清,在這一千余年里,詩鈔文集,浩如煙海,人們卻再也沒有見過這首詩。當時的荊南官員孫光憲在其史料筆記《北夢瑣言》自序中稱:“唐自廣明亂離,秘籍亡散……朝野遺芳,莫得傳播。”為了保存歷史資料,他“游處之間,專于博訪”,終于完成了這本史料筆記。他自謙道,這本小冊子“雖非經緯之作,庶勉后進子孫,俾希仰前事”,“亦欲因事勸戒。”這本書的形成過程,經歷了長期而艱苦的采訪與搜集,“每聆一事,未敢孤信,三復參校,然后濡毫”,應當說他的治史態度還是嚴謹的。
  該書卷六有記載云:“蜀相韋莊應舉時,遇黃寇犯闕,著《秦婦吟》一篇,內一聯云:‘內庫燒為錦繡灰,天街踏盡公卿骨。’爾后公卿亦多垂訝,莊乃諱之,時人號‘秦婦吟秀才’。他日撰家戒,內不許垂《秦婦吟》障子。以此止謗,亦無及也。”
  這則筆記字里行間透露了這樣幾則信息:韋莊是黃巢攻占長安的目擊者;韋莊的確創作了一首名為《秦婦吟》的作品;《秦婦吟》在當時即傳布甚廣;韋莊禁止此詩流傳的原因是“止謗”;該詩已經流傳開來,禁止已經來不及。據清末學者羅振玉考證,“西陲絕塞邊民,已展轉傳寫,則當時人人傳誦。可知晚雖畏謗,以戒子弟,然終不能絕其傳也。”(《敦煌零拾》上虞羅氏自印本之《韋莊秦婦吟》)
  六
  韋莊對《秦婦吟》一詩,除了禁止親友“垂秦婦吟障子”之外,其弟韋藹在匯編其詩集《浣花集》時,也沒有收錄此詩。按照孫光憲的說法,韋莊之所以如此,只因“內庫燒為錦繡灰,天街踏盡公卿骨”二句,使“公卿垂訝”——后世的官府士子因為當年京城長安的空前蒙塵而不愿多提此詩。這也一直是歷史學家們聚訟紛紜的問題,學者們推斷,韋莊在此詩里還寫了官軍趁亂騷擾人民的情狀:“自從洛下屯師旅,日夜巡兵入村塢。匣中秋水拔青蛇,旗上高風吹白虎。入門下馬若旋風,罄室傾囊如卷土。”這些描寫讓那些戰后仍在位的將領如芒在背,十分不滿。
  但孫光憲此說并不能使人信服,陳寅恪更是不相信事實如此簡單。他結合史書文獻,旁征博引,嚴密地論述了自己的猜測,即《秦婦吟》中的“秦婦”及經歷觸犯了王蜀朝廷的宮闈秘事,故而諱之。
  他分析,《秦婦吟》中述一婦人從長安東奔往洛陽,其行程即端己所親歷也。依詩所言,秦婦出長安之路線經近楊復光與王重榮軍事駐地(由詩中即《王重榮傳》及《宦官傳楊復光》等史料文獻考證),而《金溪閑談》中有李氏女托身官軍避亂的記載。蓋由長安奔洛陽途中,這種避難路線,是為當時遭難婦女所普遍采取的。因此可以看出,秦婦的經歷有李氏女的影子。前蜀創業垂統之君王建,當時為楊軍八都大將之一,其他諸將之后也在蜀國貴為公卿。晚年的韋莊侍奉王建,直至宰相,受恩不淺,秦婦一詩“本寫故國亂離之慘狀,適觸新朝宮闈之隱情”,為免招來殺身之禍,只能“諱莫如深”了。(《寒柳堂集》,三聯書店2001年版)
  七
  一千年的光陰,星移斗轉,白駒過隙。清光緒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五月,大清帝國末期,鳴沙山的黃沙依舊彌漫,宕泉河的河床已經干涸,一名道士在清除積沙時,在洞窟破壁之處偶然發現一孔秘室,內中竟然封藏書經萬卷之多,且多系唐代及五代人所手寫。
  王道士發現藏經洞后,首先想到的是報告官府,然而,各級地方政府均置若罔聞。翌年8月就發生了八國聯軍攻占北京,太后、皇上逃亡西安的事件。國家內憂外患之際,有誰還顧得上敦煌石窟里的那些碎紙片。西方探險者與考古學家前往搜求敦煌文物,是在藏經洞被發現七八年之后。英國的斯坦因、法國的伯希和先后來到此地,他們經過考察與選擇,完好者捆載以去,至今陳列于英國倫敦博物館和法國國民圖書館中。
  1909年12月,當法國考古學家伯希和攜帶部分敦煌經卷來到北京,我國一些學者看到了這些文物,上報當局方才知曉,于是責令新疆地方政府將剩余文物運送進京。然而,沿途之上,大量文物被私藏、盜竊、損壞、丟失,而無人過問。至于后來的日、俄、美等國學者前往敦煌,大多收集了一些殘片而已。
  《秦婦吟》的重見天日,首先得益于我國學者王國維與法國學者伯希和。1909年秋,伯希和攜帶部分敦煌文獻來到北京,我國學者羅振玉得知,乃與同好往觀,伯希和允羅振玉等人抄錄他所帶來的敦煌寫本。羅振玉寫成了《莫高石室秘錄》一文,刊于《東方雜志》第6卷第1、12期上,中有《秦人吟》一目,即《秦婦吟》,這是我國學界最早得知《秦婦吟》之名。(所謂《秦人吟》實即《秦婦吟》,因羅振玉未見原書,或所聞有誤,乃誤為《秦人吟》)   1920年,王國維從東洋人狩野直喜博士處得見其抄自斯坦因的《秦婦吟》殘本,沒有篇題也沒有撰人名字。王國維依據宋人《北夢瑣言》中蜀相韋莊撰《秦婦吟》,詩中有“內庫燒為錦繡灰,天街踏盡公卿骨”的記述,而這兩句可巧又出如今狩野博士抄下的敦煌殘卷中,由此推斷此敦煌殘卷詩為《秦婦吟》。事實證實了這一判斷。
  不久后,他又看見巴黎國民書庫《敦煌書目》上著錄《秦婦吟》一卷,署右補闕韋莊撰,于是他就修函托伯希和抄錄。1923年,伯希和錄巴黎所藏天復五年張龜寫本及倫敦博物館所藏梁貞明五年安友盛寫本,并將這兩種《秦婦吟》寄羅振玉和王國維。王國維特此作了更深一步的研究,一段歷史公案由此真相大白。1924年,羅振玉將此兩種寫本互校,全文印入《敦煌零拾》。
  羅、王二人將兩種寫本相互校正復原了《秦婦吟》全篇,《秦婦吟》才得以在一千年后重新與國人見面。不過,此處有一疑問,校勘后的《秦婦吟》刊登在1923年《國學季刊》第一卷第四期,而文末卻注云“甲子正月,法國伯希和教授錄寄。觀翁重錄。”此或為公歷與農歷的時差所致。
  關于天復五年張龜寫本。天復五年,即唐末代皇帝哀帝李柷天祜二年(905年),此時韋莊尚在世。關于梁貞明五年安友盛寫本。貞明五年,系后梁末帝朱友貞年號,韋莊所事之前蜀為乾德元年(919年)。此時距韋莊去世不過九年。有人稱,在藏經洞發現的《秦婦吟》寫本,計有9件之多,傳抄時間最早的為905年,即張龜寫本。黃巢收王仙芝余部統兵稱王于乾符五年(878年),其軍盛時曾掃蕩半壁唐土,黃巢兵敗被殺于中和四年(884年),其時不過短短六年。真可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可見,即使在當時,《秦婦吟》也已流傳到遼遠的西域邊疆。韋莊晚年意欲禁止《秦婦吟》之流傳,北夢瑣言》所謂“以此止謗,亦無及也”,是符合實際的。只是這些寫本在沙漠洞窟之中封閉千年之久,內地的人們無緣得見而已。
  《秦婦吟》的重新問世,當然是我國文化界的一件盛事。一時間,注家蜂起,解者如云,從20世紀初,國內許多著名學者如羅振玉、王國維、陳寅恪、陳垣、俞平伯、馮友蘭等人先后參與了該詩的校勘、箋注、考證與評論工作。這項工作一直持續到1950年代。
  八
  在唐朝末年的社會動蕩中,韋莊在政治、文化建設上是有貢獻的。
  光化二年(899年),韋莊入仕后,與兄弟韋藹合作編著《又玄集》,匯集了杜甫、王維等150余位唐賢的300多篇名作,其中有“婦女詩”十九家,為詩集收錄女子詩開了先例。
  光華三年(900年),韋莊又奏請朝廷,為一批終生未能入仕,而才干卓異的人士如李賀、陸龜蒙、溫庭筠、賈島等人追賜進士及第,并贈補闕拾遺。在這個問題上的重要意義有三:首先是體現了韋莊對當時科舉中重試卷,輕能力弊病的糾正;其次是將選才僅以評判試卷為標準,擴大到與文化人能力相關的作品(當然包括質量兩方面)及社會影響上;其三,從選才目的上,由單方面為朝政負責,轉向兼顧為考生個人發展著想。
  天復元年(901年),韋莊入蜀后,在任掌書記期間,有一個縣令擾民,韋莊對王建說:目前“正當凋瘵(病)之秋,好安凋瘵,勿使瘡痍之后,復作瘡痍。”即不要使百姓生活雪上加霜之意,體現了一個從政者的政治責任,王建就此而任用韋莊為起居舍人。
  天祐二年(905年),朱全忠弒帝篡唐,“高祖頗內懷興復”(興兵復仇——筆者注),韋莊遂“以兵者大事,不可倉卒而行”進行勸解,阻止了一場迫在眉睫的兵革紛爭,促進了社會的休養生息。前蜀建政后,他在協助王建穩定政治結構,創建規章制度方面,作出了自己的努力,“凡開國制度號令,刑政禮樂,皆由莊所定。”
  寫作《秦婦吟》時的韋莊,還是一個社會地位低下的讀書人、知識分子,如果說他心系蒼生、胸懷天下,也許尚未達到此種思想境界,但作品呈現的充滿人本色彩的悲憫情懷,在相隔千年的今天讀來,依然讓人動容。人本與民本,截然有異。杜甫繼承的是孟軻開創的民本理想,而非人本情懷。人本是把人看作是個體的,當下的,以人的尊嚴為核心,民本以為民申張做宗旨,杜甫的《三吏三別》是民本的,《孔雀東南飛》是人本的,《秦婦吟》之于《孔雀東南飛》的承繼,是人本的主旨。
  因此,韋莊的歌吟在中晚唐新樂府諸多詩家之中,無疑鶴立雞群;即便元稹、白居易,也相差一截。元、白成就,僅止于唐詩;而韋莊《秦婦吟》,卻與漢樂府、南北朝樂府的兩大名作,鼎足而立。同樣是避典拒拗的用語淺白,白居易的樂府歌行格局有限,比不上《秦婦吟》之于晚唐歷史的洞察。
  1998年,我國著名文史學家劉大杰的著作《中國文學發展史》初版重印,他如此評論:“在晚唐唯美文學的潮流中,這確是一篇難見的、寫實的社會文學的杰作。篇幅之長,可與《孔雀東南飛》比美。他把當日戰亂中的人民生活,婦女的被調戲奸淫,難民的流離轉徙,大火災,大搶劫,繁華化為烏有,富翁變為窮人,再加以那些靦顏事仇,朝秦暮楚的新貴,寫得更是活躍如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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